我和他的相遇,是在一家总是飘着咖啡香的小书店。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,站在文学区书架前,正伸手去拿同一本《挪威的森林》。我们的手不小心碰在一起,同时缩回,相视而笑。
“你也喜欢村上春树?”他问,眼睛弯成好看的弧度。
那是2016年春天,我二十八岁,在广告公司做文案;他三十一岁,是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师。我们都喜欢在周末的下午窝在书店角落,他看建筑杂志,我看小说,偶尔抬头交换一个眼神,然后又各自埋首书页。
爱情来得自然而然。他会因为我一句“想看海”就开车带我去北海岸,我们在沙滩上留下两行脚印,被海浪一次次抹去。我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,带着自己做的便当去他公司,看他坐在堆满图纸的桌前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们都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第一次见到他母亲,是在我们交往半年后。他带我回台中老家,那是个传统的医生家庭。客厅里挂着“积善之家”的匾额,红木家具擦得发亮。他母亲客气但疏离,从头到脚打量我:“听说林小姐是在广告公司工作?很辛苦吧。我们明轩以后要接手他爸爸的诊所,正需要个能帮衬他的人。”
我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握紧。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,母亲在菜市场有个小摊位,供我读完大学。在他母亲眼中,我们之间的差距,不是爱情能够弥补的。
回家的高铁上,他握着我的手说:“别担心,我妈妈只是还不了解你。”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,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。
接下来的两年,我们都很努力。我拼命工作,从小文案做到创意组长;他尽可能多地陪我回家,帮我妈妈收摊、搬货。但每次去他家,他母亲总会“不经意”地提起某位医生的女儿刚从国外回来,或者暗示谁家娶了门当户对的媳妇。
2018年冬天,他父亲生病住院。我在医院守了两天两夜,喂水、擦身、陪聊天。他父亲出院那天,拉着我的手说:“好孩子,辛苦你了。”我以为终于得到了认可。
没想到第二天,他母亲单独约我见面。在那家高级餐厅里,她优雅地喝着红茶,说出的话却像刀一样锋利:“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,对明轩也好。但你也知道,我们这样的家庭,娶媳妇不只是两个人的事。明轩他爸的身体你也看到了,诊所需要有人接手。我们已经决定,让明轩和陈院长的女儿订婚,年后就去美国进修。”
我的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。窗外的阳光明明那么明亮,我却觉得浑身发冷。
“阿姨,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,“我和明轩在一起三年了,我们是真心的。”
她放下茶杯,轻轻叹了口气:“就是因为知道你们是真心,我才更不能让你们在一起。真心在现实面前,太脆弱了。你还年轻,以后会明白的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“家让真心没了名”这句话。我们的爱情,在他家族的责任和期望面前,变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我提出分手那天,他红着眼睛问我为什么。当我转述他母亲的话时,他沉默了。那种沉默比任何言语都让我心痛——因为他知道,那是事实。
分手后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。我辞了工作,搬了家,试图切断所有与他的联系。有整整三个月,我每天凌晨醒来,枕头都是湿的。母亲什么也没说,只是每天给我煲汤,在我哭的时候轻轻拍我的背。
一年后,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他去了美国,和那位陈院长的女儿结了婚。朋友给我看婚礼照片,他穿着西装,笑得得体,眼睛里却没有了当年在书店里那种光。
如今三年过去了,我在新的城市有了新的生活,开了家小书店,养了一只猫。偶尔在深夜整理书架时,还是会想起那个春天的下午,想起他站在书架前回头对我笑的样子。
上周整理旧物,翻出一个盒子,里面全是他写给我的明信片。最上面那张是我们在花莲看海时寄的,上面写着:“愿有岁月可回首,且以深情共白头。”我坐在满地杂物中间,终于能够平静地流泪。
太晚爱上这份情吗?其实不是的。我们在最好的年纪相遇,给了彼此最真挚的感情。只是那份情,最终敌不过一个“家”字的分量。他的家需要他承担的责任,我的家给不了我抗衡的底气。
这份真心,就这样在现实的夹缝中,慢慢没了名字,成了无法言说的过往。
现在的我,学会了与这份遗憾和平共处。偶尔听到那首歌,心里还是会泛起涟漪,但已不再是撕心裂肺的痛。也许这就是成长——不是忘记,而是终于能够带着这些继续前行。
街角的咖啡店还开着,书店的灯还亮着,这个世界依然在运转。只是那个曾经让我奋不顾身的人,已经留在了昨天。而我知道,在某个平行时空里,我们还在那家书店相遇,牵着手走到了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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